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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理解经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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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佩尔·比伦德Per Bylund 的新书《如何理解经济：入门指南》第7章]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货币使得许多在物物交换下不切实际或不可能的交易成为可能。其结果是，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但货币还有一些更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被忽视或误解。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计算**，即确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来产生最有价值结果的过程。经济计算是任何经济体的核心。
在给定投入和产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技术知识来最大化生产过程的成果，并排除不适合该类型生产的投入。但使用哪种投入、采用哪种生产流程、哪种生产技术能产生更好（更有价值）的结果，以及追求哪种结果，这些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经济决策。
例如，技术知识可以告诉我们黄金太软，不能用于制造铁轨。但它无法告诉我们哪种更坚硬的金属是最佳选择——最有价值的选择：是铁、钢还是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这些金属还能用于其他什么用途，这些用途的价值有多大，以及每种金属的可用数量有多少。技术知识也无法告诉我们何时、如何修建铁路，或者是否应该修建铁路。铁路应该建在哪里？到底是应该修建铁路，还是应该把资源用于修建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或者完全用于其他方面？这些都是经济问题——它们基于我们对相对价值结果的计算。
一种在技术上远非完美的金属，实际上可能是最佳选择，即便这意味着需要不时铺设新的铁轨。从技术角度来看的最佳解决方案，几乎无法为我们提供有关生产成价值结果的信息。没有经济计算，经济体就无法实现稀缺资源的节约利用。货币通过充当共同单位，促进了经济计算这一市场经济中的关键机制。换句话说，货币使得货币计算成为可能。
## 生产型经济的本质
经济学家早就知道，生产力与专业化密切相关。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资本能提高生产力，其方式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如果我们使用适当的工具和机器，我们的劳动就能产生更多的成果。市场交换也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因为人们可以专注于生产那些能创造最大价值的东西，无论他们个人是否需要或使用这些东西。人们不必自给自足、生产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市场允许他们发挥自己的独特能力，并利用**规模经济**——即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来提高他们的总体价值产出。
专业化，即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较窄范围的生产活动上，主要有两个影响：
首先，当我们进行专业化生产时，我们会更擅长执行特定的生产活动。亚当·斯密指出，专业化能使我们的效率和生产力提高许多倍，因为：（1）我们不会在从一项任务切换到另一项任务时浪费时间；（2）我们能提高熟练程度和工艺水平；（3）我们能更容易地发现如何使用简单机器或开发新工具来提高效率。
斯密用一家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劳动分工”：制造一根针需要18道不同的工序。在斯密的例子中，“一个工人……即使竭尽全力，一天恐怕也造不出一根针，肯定造不出20根。”但如果10个工人专门从事某些工序，他们“一天就能共同生产出超过48,000根针”。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专业化使劳动产出至少增加了2400倍。
这种差异不在于工具或操作本身——两种情况下的工具和操作是相同的——而在于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更优。或者说，专业化使工人的生产力大大提高。
其次，当我们进行专业化生产时——并且因为我们进行了专业化生产——我们会依赖于生产过程中其他环节的人完成他们的工作，反之亦然。生产过程中的连续劳动分工产生了**相互依赖**：在斯密的例子中，10个工人一起能生产出大量的针，但这只有在他们所有人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果某个处于生产过程中间环节的工人没有上班，这就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一个缺口。在这个缺失工人的任务开始之前的那些工序的工人能够完成他们的部分，但帮助这个缺失工人的那些工人就无法进行他们的操作，因此也就生产不出针。要让这个生产过程产出针，所有任务都必须完成。简而言之，这10个专业化的工人荣辱与共。如果这个链条因任何原因断裂，他们的针产量就会从48,000根锐减到微不足道的200根（根据斯密的例子，这是10个非专业化工人的最大产量）。
这种相互依赖存在风险，听起来可能不是个好主意，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工人都有完成生产过程的利益诉求；否则就不会有针可卖，他们也就没有工作了。（作为非专业化工人，他们每人每天最多能生产20根针，生活水平会更低。）因此，由于他们的专业化生产努力是相互依赖的，工人们有着共同完成生产过程的利益。
斯密的论点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不仅仅局限于工厂生产。资本结构本身就是专业化的结果：资源的分工促进、加强和提升了劳动分工。
当flatbread面包师建造一个烤箱时（见第5章），他不仅提高了自己作为面包师的生产力，还积累了生产烤箱的知识和技能。如果其他面包师也对使用他的创新感兴趣，这位面包师就可以专门从事烤箱制造，而不是烤面包。他可以为其他面包师提供烤箱，这样其他面包师就可以专注于生产烤箱烤制的面包。这位面包师的角色从烤面包转变为供应烤箱，他的生计现在取决于生产烤箱所需资源的可得性以及烤箱的销售情况。这是一个创造更多价值、提高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生活水平的机会。
这个面包师的简单例子表明，通过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密集劳动分工和资本分工，更长的生产过程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它能产生更多的价值。它比更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尤其是劳动力）更具生产力。现代经济有着极其漫长的生产过程，其专业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如果没有经济体的其他部分，就无法生存。想想你日常生活中依赖和使用的所有东西，它们都不是你自己生产的——而且你可能也无法生产。我们依赖许多陌生人在生产中各司其职。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专业化，经济体绝不可能养活当今世界上这么多人口。而且，它所能养活的人口也不会享受到我们所拥有的便利和商品数量。我们现代的繁荣是劳动分工和资本分工的结果，这种分工通过市场中的创新和竞争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
市场通过影响并行生产过程——**冗余**，降低了生产和供应链中相互依赖的风险和潜在负面影响。当一种新的专业化生产过程获得利润时，渴望分享这一利润的企业家会迅速效仿。换句话说，如果烤箱制造商从他的烤箱中获得高额利润，其他人也会尝试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会开发并行的生产结构，以抢占一部分市场份额。
通过这种模仿性竞争，生产无法完成的风险大大降低。想象一下，烤箱制造商雇佣了几名工人，通过专业化生产过程来制造烤箱。整个事业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工人都各司其职。但当其他人模仿这一过程，想在烤箱行业分一杯羹时，他们可以接手并完成另一位企业家未能完成的半成品烤箱。因此，与集中式生产过程不同，在市场中，因相互依赖而导致的失败几乎无需担忧。
冗余是否低效？为什么要有许多生产者提供相同的商品，而不是由一家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市场是一个过程（下文将详细讨论）——一家公司不足以建立所有高度专业化的流程。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不完整性**：那些高度专业化和独特的流程风险很高，因为每一项专业化任务都可能决定它们的成败。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是否超过缺乏冗余所带来的整个过程失败的风险，并不明显。其次，**改进**：生产创新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完美的，而是通过竞争变得更好，因为新的企业家会找到改进功能的方法。没有市场的冗余，我们永远不会得到足够好的生产流程来建立规模经济。
第二点需要一些详细说明。随着市场竞争将生产过程划分为越来越小、越来越专业化的任务和流程，大量的改进和进步随之而来。企业家不断尝试通过创新和寻找更好的生产方式来超越现有的生产。他们用更高度专业化的子流程取代现有流程的部分环节，这些子流程有望更具生产力，并能提供竞争优势。企业家以利润为导向的创新不断细分和分散生产流程。曾经是新型生产过程中专业化部分的东西，变成了在市场上交易的标准化资本品和服务。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早期，企业家们实施了新的想法来跟踪和管理生产，以及增加销售。这些想法后来发展成为会计和营销部门，它们的专业化使这些任务更具生产力。如今，会计和营销是独立的业务，因为企业家发现，专门从事其中一项业务并将这些服务作为独立实体出售给企业，更具生产力。这使得生产者可以专注于生产，会计师专注于会计，营销人员专注于营销。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行业中专业化，改进各自的流程，并提高他们的总体产出。这也是农民不自己制造拖拉机、不开发自己的种子、不生产自己的化肥和农药的原因。
生产性相互依赖还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成果。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指出，我们的需求能力——我们的购买力——来自于为他人创造价值。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我们个人的贡献越来越依赖于他人的生产性贡献。反之亦然。这也意味着，在这种市场环境中，我必须为他人服务才能为自己服务，因为我的需求能力基于我所提供的价值。因此，我与他人的互动越多、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越深，我就越能生产出他们最看重的东西。这既适用于寻求为客户服务的自雇企业家，也适用于大公司的员工，他们因其为雇主服务的好坏而获得工资。因此，市场生产是**具有同理心**的——你为他人提供价值的能力最终决定了你从自己的努力中获得的回报。
这意味着市场过程不仅关乎生产，还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它需要并增强社会合作，以实现我们的共同利益。开放的市场生产中没有矛盾——只有价值以及通过同理心生产来追求价值。竞争实际上是合作：它不是被指导或设计的，而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随之而来的是对他人观点更好的理解和尊重——因为这会使我们变得更好。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说得非常清楚：社会是有意识和有目的行为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个人通过签订合同建立了人类社会。促成社会合作并每天重新促成社会合作的行为，除了为实现特定的单个目标而与他人合作和协作之外，没有其他目的。通过这种协同行动所创造的相互关系的总和被称为社会。它用协作取代了个人至少可以想象的孤立生活。社会是劳动分工和劳动组合。人作为行动的动物，成为了社会动物。
经济和社会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能将市场过程与社会和文明分开。
## 驱动力
我们将市场经济称为一个过程，但尚未讨论是什么使它成为一个过程。
我们所接触和观察到的市场，实际上是许多生产过程的集合，这些过程产生了我们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这些过程创造了工作机会，使我们能够获得收入，并用这些收入来购买商品。
但市场过程不仅仅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商品生产。谁来决定应该生产哪些新商品？简单的答案是**企业家**。他们构思新的商品和新的生产流程，他们认为这些商品和流程将使消费者受益，从而为他们带来利润。但企业家无法知道他们生产和出售的东西是否会受到欢迎——或者消费者愿意以什么价格购买。因此，企业家进行**投机**——他们打赌自己想象中具有价值的东西也会被消费者看重。通过这样做，企业家推动市场过程向前发展。他们在追求创造更多价值的过程中，不断挑战现状。
企业家试图创造新的价值，并在长期推动生产的演变。例如，在1900年，个人交通的生产主要围绕着提供马和马车。但在2000年，它是关于制造汽车。这种变化就是市场过程：不断变化和完善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
企业家精神是市场过程的驱动力。从马和马车到汽车的巨大转变，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这也是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著名地称为“**创造性破坏**”的一部分。这一转变的创造性方面是汽车的出现——一种向消费者提供的新型个人交通工具。具体来说，是亨利·福特的T型车——一种价格实惠、大规模生产的汽车——的推出，使这种新汽车为众多消费者所接受。人们并不是选择抛弃马和马车，而是选择了汽车，因为汽车能提供更多的价值。这就是“破坏”所在——由于消费者在其他地方获得了更大的价值，马和马车运输市场崩溃了。
换句话说，汽车为消费者提供的价值比他们以前偏好的交通工具更高。因此，那些饲养和训练马匹、制造马车的人不再能贡献足够的价值。因此，他们的业务和职业很快就被那些消费者更看重的业务和职业所取代。
为马和马车运输提供支持的业务和职业要么消失，要么不得不转型生产其他商品。因此，今天我们只有少数马厩，但有许多铁矿、钢铁厂和加油站来支持汽车。
这种向新价值的转变在市场中不断发生。有时我们会意识到这些转变，因为它们发生得很快，并且对我们个人产生影响。但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当重大变化发生在生产过程中但不影响消费品时，情况通常就是如此。例如，计算机彻底改变了生产过程和公司的运营方式。尽管计算机可以使生产过程更高效——或者完全重组生产过程——但消费者通常不会注意到商店里出售的商品有什么不同。但生产者会看到新的职业和专业开始出现。这些创造新价值的工作提供了更高的工资和新的职业类型。1900年没有计算机专业人士，但到2000年，这已经是一个常见且受人尊敬的职业——他们的生活水平比1900年生产顶级马车的最熟练木匠要高得多。
### 价值的生产
企业家既与现有企业竞争，也与其他企业家竞争，为消费者创造新的价值。企业家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对新价值创造进行投机和打赌时，企业家为经济计算提供了手段——他们确定生产资料的货币价格。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是经济体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企业家发挥这一作用，就不可能实现资源的节约和新创新生产流程的发现。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考虑企业家的所作所为。具体来说，我们必须考虑他们的整体行动意味着什么。就像经济体中的许多事情一样，可观察到的现象源于人们的行动，但并非由任何单个人创造。相反，它们是从人们的行动中涌现出来的模式（秩序）。换句话说，如果我在道路的一边开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其他司机也是如此。但如果所有司机都在道路的右侧开车，那么这就在总体上创造了一种交通秩序（对所有人都有益：减少事故，加快通行速度）。这种秩序也会影响单个司机的决定——和其他人在同一边开车更合理，因为不这样做会不安全且效率极低。
同样，单个企业家的行为可能具有破坏性（就像单个司机在道路的某一边开车一样），但总体上会创造一种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的秩序（靠右行驶）。正如我们看到的，亨利·福特的T型车就是如此。
为了清晰起见，我们详细说明一下。企业家想象出一种尚未尝试过的新商品或新流程。亨利·福特想象出了使用装配线生产的汽车，约翰内斯·谷登堡想象出了印刷机，托马斯·爱迪生想象出了电灯泡。企业家相信，这种新商品将比现有商品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价值。他认为，这种潜在价值如此之高，以至于消费者会愿意为他的新商品付费。换句话说，他期望获得利润。
企业家的利润计算基于可用资源的成本：工人工资、生产设施、材料和机器、电力等等。这些成本很容易估算，因为这些资源在市场上可以获得——它们的价格已经确定（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稍后会回来讨论）。对于难以获得的资源，企业家可以估算出需要多少钱才能出价高于其他生产者。制造一种新型机器的成本也可以估算，因为所需的一切都可以购买到。实际上，所有成本都可以用货币价格来估算，因此企业家可以很容易地估算出生产这种新商品的成本。
这样做值得吗？这项事业会产生足够的利润吗？要弄清楚这一点，企业家必须估算新商品对消费者的价值。这种价值大致反映了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以及在这些价格下的销售量。这种源自价值的价格是企业家决定如何、何时以及在哪里生产的基础。以货币价格表示的预期收入构成了企业家愿意支付给工人、资本出售者等的最高金额。从预期收入中减去成本，企业家就能了解产品的盈利能力及其预期回报率。这种**货币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成本和收益都以货币表示——它们可以进行比较，并且可以计算出一个结果，尽管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基于猜测和估算，但它是一个可预测的结果。基于预期利润，企业家可以决定这项投资是否值得。货币计算使得在市场层面实现资源的节约利用成为可能！
这听起来可能显而易见，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价值结果指导着企业家，并为他们的经营选择提供信息。企业家受到利润的激励，而当消费者看重商品时，利润就可以实现。换句话说，价值不在企业家的掌控之中，但成本是一种选择。
考虑一下所有企业家基于他们对将为消费者提供的价值的最佳猜测来选择成本所产生的综合效果。他们不断竞标资源，并重新考虑他们的成本——在相互竞争中。就像上面的企业家一样，他们可能需要通过提供更高的价格来激励工人或吸引材料或服务的出售者。即使他们已经有了一家企业，他们仍然需要选择是否续签以前的合同、重新谈判合同、调整生产等等。这些选择和决定基于预期的价值结果：对于尝试新事物的企业家来说，这是他们对消费者可能在他们的商品中看到多少价值的最佳猜测；对于继续生产现有商品的企业家来说，这可能是他们认为情况会保持不变（或不会保持不变）的假设！
那些期望创造更多价值的企业家可以为投入品出更高的价格——并且会更容易获得他们想要的投入品。那些期望创造更少价值的企业家无法承担最昂贵的投入品，需要考虑其他可能较差的投入品。这意味着最有用和最能创造价值的资源将以最高的价格出售，因此会被用于预期能为消费者创造最多价值的地方。因此，企业家间接地将资源导向其“最佳”用途。
竞标过程不仅是将资源导向预期最有价值用途的一种方式，尽管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还决定了这些资源的市场价格。企业家在进行盈利能力计算时，可以利用已经确定的价格。为了避免损失，企业家会避开那些过于昂贵的资源（这表明市场预期其他人能从这些资源中创造更多价值），转而选择更实惠、能产生利润的资源。
因此，企业家的竞争性竞标引导着资源并决定着它们的价格——进而决定了应该开展哪些项目。只有那些预期价值最高的项目才有望获得利润（因此会被实施）。预期能创造新价值的企业家有能力出价高于现有生产。这就是为什么大公司对企业家几乎没有影响力。重要的是预期的价值贡献，而不是组织规模。
这种生产资料的市场定价过程——企业家基于他们也参与决定的价格做出决策——使市场能够理性地利用稀缺资源，也就是说，从未来价值结果的角度来看是经济的。这个过程不会产生完美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包括承担哪些成本在内的生产决策总是先于消费者的估值。任何生产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最终取决于消费者选择购买什么。请记住，这是一个过程——它不可能实现最大化，因为结果是未知的，也无法预知，但它可以得到改进。
未来的不确定性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家会失败。由于无法预知未来，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计算失误，或许会高估他们着手生产的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然而，失败的企业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他们的失败既向其他企业家表明了什么行不通，又将他们的资源释放给了其他企业家。
这个系统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基于**私有财产**：企业家个人获利或亏损。如果他们不冒损失自己金钱和财产的风险，许多人在选择承担哪些成本时就不会那么谨慎，结果价格就不会是合理的价值估计。如果企业家不能从他们不确定的事业中获益，他们就几乎没有理由去尝试——更没有理由明智地选择成本。
总之，市场过程合理地分配稀缺资源，因为企业家冒着个人财产的风险，因此会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他们失败了，就会被无情地淘汰，拥有更少的资本去再次尝试。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明智地选择成本并生产出消费者高度重视的商品——会获得利润作为回报。这种企业家动态创造了一种“**智力劳动分工**”，让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能够尝试他们的想法——并为消费者带来好处。
### 企业家精神与管理
我们在这里概述的市场过程远不止我们在任何时刻所能观察到的。因为它是一个过程，任何时刻存在的一切都是之前一切的结果——并将受到未来一切的挑战。换句话说，今天存在的公司是市场淘汰过程的结果——它们在企业家对资源的竞标中“获胜”。如果消费者做出不同的选择，或者企业家有其他想法，就会有其他企业生产其他商品。
同样，一些目前正在筹集资金、创业或试验生产流程的企业家正在创造未来的企业。现有生产者只有继续创造价值——并且比未来的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留在市场中。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非常大的现有企业也不能高枕无忧，而必须进行创新。只有当没有其他人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价值时，它们在市场过程中才有一席之地。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分析经济时只关注现存的企业，我们就会错过这个过程的大部分！我们将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企业（以及它们生产的商品）会存在，也无法理解有更好想法的企业家可能很快会如何取代它们。如果只看现状——我们在当下能观察到的经济——或者最近发生的变化，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经济是一个相当静态的系统，远未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我们很容易发现低效之处，并提出其他潜在的解决方案。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市场过程主要是关于弄清楚如何为消费者创造新价值——而不是在当前生产中最大化产出。
这是一个企业家过程。现状仅仅是这个过程最近的表现——是昨天的赢家，在被明天的赢家取代之前。市场过程不断变化，以更新和进步为特征。
市场过程远不止简单的生产管理。我们希望企业有良好的管理，以精简生产、削减成本、调整和改进它们生产的商品。但管理是在企业家被证明是正确之后在生产中进行的活动。正如米塞斯所说，管理者是企业家的“初级合伙人”。
简而言之，管理解决的问题与企业家精神完全不同。管理是关于最大化生产过程的结果（通常以利润衡量）。将市场过程误解为单纯的生产管理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 自然秩序、国家与移民问题
**作者**：汉斯-赫尔曼·霍普
**来源**：《自由意志主义研究期刊》2002年第16卷第1期（页码：75-97）
## 一、人类合作的基础与自然秩序下的族群分布
人类合作的产生源于三大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及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差异；基于私有财产权（每个人对自身身体、所占有的物质财富拥有专属控制权）的分工，相比自给自足的孤立状态或侵略掠夺模式，能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人类具备认知这一事实的能力。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解释道，若分工合作无法带来更高生产效率，且人类无法认知这一点，人类将永远处于相互为敌的状态，为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而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任何同情与友爱都无从谈起。¹
¹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一部经济学论著》（阿拉巴马州奥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1998年），第144页。米塞斯进一步阐释：“在社会合作的框架内，社会成员之间会产生同情、友爱与归属感。这些情感是人类最愉悦、最崇高体验的源泉。然而，正如一些人所断言的，它们并非促成社会关系的动因，而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唯有在社会合作的框架内才能茁壮成长，它们并非先于社会关系存在，也不是孕育社会关系的种子。”
基于分工的高效性及人类对这一事实的认知，人类最基础、最根本的制度得以诞生：家庭与家庭经济体。² 其次，这一事实也解释了同质群体（家庭、宗族、部落）形成邻里（社区）的现象——既包括由地位平等的独立所有者构成的相邻财产社区，也包括父亲与儿子、房东与租户、社区创建者与追随者等不平等关系构成的社区。³ 对本文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它解释了异质且陌生的社区能够和平共存的可能性：即便不同社区的成员在生理或行为上彼此陌生、反感甚至厌恶，不愿以邻里身份共处，但只要空间上相互分离，他们仍可开展互利共赢的贸易往来。⁴
² 关于家庭，米塞斯解释道：“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力源于人类的动物本性，与任何思考和理论无关。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的、本能的或神秘的……然而，无论是同居行为本身，还是其前后的相关行为，都无法催生社会合作与社会生活模式。动物也会为交配而聚集，但它们并未形成社会关系。家庭生活绝非单纯的性行为产物，父母与子女以家庭形式共同生活，既非自然法则，也非必然结果。交配关系未必会形成家庭组织，人类家庭是思考、规划与行动的产物。”《人的行动》，第167页。
³ 相关论述参见斯宾塞·H·麦卡勒姆，《社区的艺术》（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人道研究所，1970年）。
⁴ 米塞斯就此指出：“即便不同种族之间存在天生的仇恨，也不会使社会合作变得徒劳……社会合作与个人情感、爱人如己的道德戒律毫无关联。人们合作是因为这最符合自身利益。最初促使人类适应社会要求、尊重他人权利与自由、以和平合作取代敌对冲突的，并非友爱、慈善或其他同情之情，而是理性的利己主义。”《人的行动》，第168页。
进一步拓展视角，我们假设存在不同的种族、族群、语言、宗教与文化（以下统称“族群文化”）。基于“同类相吸、异类相离”的认知，会呈现出这样的图景：同一族群文化的人倾向于聚居在一起，与其他族群文化的人在空间上保持分离。白人聚居在白人社区，与亚裔、黑人隔离；意大利语使用者与其他意大利人共处，与英语使用者分开；基督徒与基督徒为邻，与穆斯林保持距离；天主教徒聚居在天主教社区，与新教教徒隔离，依此类推。当然，在各类“边境地区”，不同族群文化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与“融合”；此外，作为跨区域贸易中心的城市，自然会呈现出更高的族群文化多样性。尽管如此，邻里与社区内部仍以同质性（单一文化）为主。事实上，即便是边境地区和城市，也同样存在同类相聚、异类分离的空间分布规律。并不存在如部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者所倡导的，不同族群文化成员作为邻里紧密共处的社会形态；相反，现实中的多元文化是多个截然不同的族群文化在空间上相互分离、彼此疏远，同时开展远程贸易的状态。⁵
⁵ 相关论述参见汉斯-赫尔曼·霍普，《民主：失败的上帝——君主制、民主制与自然秩序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分析》（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交易出版社，2001年），尤其是第9章。关于种族与族群的意义，特别是“基因相似性与差异性”作为吸引与排斥的根源，参见J·菲利普·拉什顿，《种族、进化与行为》（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交易出版社，1995年）；同作者，《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与基因相似性理论：对意识形态、族群裙带关系与地缘政治的启示》，《政治与生命科学》1986年第4期；以及迈克尔·莱文，《种族为何重要》（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普雷格出版社，1997年）。
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所有财产均为私人所有，全球已完全定居，每一寸土地、每一栋房屋建筑、每一条道路河流、每一片森林山脉及所有海岸线，都归私人或企业所有，不存在“公共财产”或“开放边境”。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在这种“自然秩序”场景下的移民问题。
在自然秩序中，首要且核心的一点是：不存在所谓的“移民自由”。人们无法随心所欲地迁徙——无论去往何处，都必须踏上私人财产；而私人所有权意味着所有者有权决定允许或禁止他人进入其财产范围。本质上，一个人只有获得财产所有者的邀请才能迁徙，且该所有者有权在任何时候认为被邀请者的继续停留不符合自身意愿（违反其访问规则）时，撤销邀请并将其驱逐。
在这种场景下，迁徙活动依然会十分频繁，因为所有者既有充分理由开放财产准入，也有理由限制或关闭准入。例如，道路、火车站、港口、机场的所有者，其业务核心是跨区域流动，因此他们的准入标准通常较低，一般只需支付使用费即可。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采取完全无差别的准入政策——会排斥醉酒者、行为不羁者，驱逐所有侵入者、乞丐与流浪汉，甚至可能对财产范围内的使用者进行录像监控或筛选。
零售商店、酒店、餐厅所有者的情况类似：他们以销售或租赁为业，因此会为顾客提供便捷的准入渠道。从经济角度而言，他们没有理由不公平地歧视“陌生人”或“外国人”，因为这会导致利润减少甚至亏损。但与道路或机场所有者相比，他们的准入政策必须更为谨慎和严格，需考虑陌生人的存在可能对当地产生的影响。若零售商或酒店对外国人的开放准入政策导致本地销售额下滑，那么歧视性准入在经济上便是合理的。为应对这一潜在问题，商业机构通常会要求“外国”访客至少遵守当地的行为规范与仪容标准。⁶
⁶ 关于“平权行动”与歧视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参见理查德·A·爱泼斯坦，《禁止的理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沃尔特·布洛克与迈克尔·沃克主编，《歧视、平权行动与机会平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弗雷泽研究所，1982年）。
本地雇主的情况也与之相似：他们更倾向于低工资而非高工资，因此本身并不排斥外国人。但他们必须关注雇佣外国人可能对本地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族群文化异质的劳动力群体可能导致生产效率下降的风险。此外，就业必然涉及住房问题，而在住宅房地产市场，对族群文化陌生者的歧视与排斥往往最为明显。与商业财产不同，住宅财产的核心价值在于满足人类对隐私、独处、安全及不受外部干扰的需求，其价值本质上依赖于高度的排他性——通常仅允许家庭成员及偶尔的朋友进入。若住宅位于社区内，这种对安宁、隐私与安全的需求，最能通过高度的族群文化同质性来实现（这既能降低交易成本，又能增强对外部干扰的防护）。向陌生人（尤其是族群文化差异较大的陌生人）出租或出售住宅，会破坏社区的同质性，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住宅财产所追求的安宁、隐私与安全价值下降，最终造成房产贬值。⁷
⁷ 从经验来看，人类对住宅区族群文化同质性的需求，体现在两大重要制度发展中。一方面，通过创建私有社区——由创建者-开发者所有、租赁给追随者-租户的“封闭式社区”或“限制性契约社区”——来满足这一需求。在这类社区中，所有者从一开始就设定了社区准入标准与成员行为规范，追随者-租户在加入社区时需同意遵守这些规则。当然，此类规则会限制个人的选择范围（相较于私有社区之外的环境），但同时也保护了每位社区成员免受各类外部干扰。想必，选择居住在这类社区的成员，都更看重规则带来的“保护”，而非其“限制性”。另一方面，在由多个独立所有者构成的社区中，对族群文化同质性的需求通过保险制度（互助保险或资本型保险）得以体现。保险的核心是将个体风险汇集为风险池（或风险类别），但要实现这一点，同一类别中的每个个体风险必须在相关风险维度上具有“同质性”。“异质性”风险要么无法投保，要么必须单独投保（归入不同风险池，与其他同质性风险共同投保，且保费不同）。因此，社区的族群文化同质性，本质上是一种降低住宅财产保护成本、使抵御外部威胁与干扰的保险成为可能的机制——同质性有助于开展互助财产保险；资本型保险公司会为同质性较高的区域集群提供更低的保费（同时通过不同地区的保费差异，反映各类族群文化的发展水平差异）。
因此，在自然秩序场景下，跨区域贸易与旅行会十分活跃，但由于住宅房地产市场对族群文化陌生者的天然歧视，实际的移民（即永久定居）会很少。而仅有的少量移民，也必然是那些已基本融入新社区及其族群文化的个体。⁸
⁸ 与追求更高生产效率环境的小规模技能型个体移民不同，大规模移民完全是国家造就的现象（详见下文第四节）。最典型的是，大规模移民源于国家间的战争、国家的定居计划、群体驱逐或普遍的经济破坏政策。
## 二、国家的介入与移民含义的转变
现在，我们引入“国家”这一制度。本文对国家的定义并无争议：国家是在特定领土范围内拥有最终决策权与冲突仲裁权垄断地位的机构。具体而言，国家有权要求所有涉及自身的冲突都由其自身或其代理人裁决。作为国家的第二个核心特征，这种排斥其他所有机构担任最终法官的权力，隐含着征税权——即单方面决定寻求正义者为获得国家作为法律与秩序垄断提供者的服务而必须支付的价格。⁹
⁹ 相关论述参见默里·N·罗斯巴德，《为了新的自由》（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8年），尤其是第3章；默里·N·罗斯巴德，《自由的伦理》（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尤其是第三部分；汉斯-赫尔曼·霍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理论》（波士顿：克卢维尔出版社，1989年）；以及弗朗茨·奥本海默，《国家》（纽约：先锋出版社，1914年）。
基于这一定义，我们不难理解建立国家的动机：并非如幼儿园教育所宣称的那样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因为没有国家就没有秩序，而是源于更为自私和卑劣的理由。在特定领土内拥有最终仲裁权垄断地位的人，可以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律，而非承认和执行既有的法律；而拥有立法权的人，也必然拥有征税权，从而能够牺牲他人利益来充实自己。
关于国家这种拥有立法权与征税权的特殊机构如何产生这一有趣问题，本文暂不展开，仅需指出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扮演着决定性角色。¹⁰ 此处我们假设国家“已然存在”，并探讨其存在给移民带来的变化。
¹⁰ 相关论述参见霍普，《民主：失败的上帝》；同作者，《自然精英、知识分子与国家》（阿拉巴马州奥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小册子，1995年）；默里·N·罗斯巴德，《为了新的自由》，尤其是第7章；同作者，《教育：自由与强制》（阿拉巴马州奥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1999年）。
首先，随着国家的建立与领土边界的划定，“移民”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在自然秩序中，移民是个人从一个邻里-社区迁移到另一个邻里-社区（微观移民）；而在国家体制下，移民变成了“外国人”跨越国家边界的迁移（宏观移民），决定允许或禁止谁入境、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入境的权力，不再属于众多独立的私人财产所有者或所有者社区，而是由单一的中央（且日益集权化的）国家政府掌控——政府成为所有国内居民及其财产的终极主权者。若国内财产所有者邀请某人进入其财产，但政府禁止该人入境，便构成“强制排斥”（这在自然秩序中不存在）；反之，若政府允许某人入境，但国内没有任何财产所有者邀请其进入私人财产，则构成“强制融合”（这在所有迁移都基于邀请的自然秩序中也不存在）。
## 三、国家体制下的国内迁移政策与强制融合
要理解移民从财产所有者及所有者社区的分散准入（微观移民）向国家集中准入（宏观移民）的转变意义，尤其是把握国家体制下强制融合的可能性，我们首先需要简要分析国家的国内迁移政策。基于国家作为领土范围内立法与征税垄断者的定义，以及“利己主义”假设，我们可以预测其政策的基本特征。
最根本的一点是：国家代理人会热衷于增加（最大化）税收收入，或扩大对既有私人财产权的立法干预范围，但对国家本应履行的核心职责——保护私人财产所有者及其财产免受国内外侵犯——却几乎没有兴趣。
具体而言，由于税收与对私人财产权的立法干预并非基于自愿，必然会遭遇抵制，因此国家为确保自身的征税权与立法权，必须竭力确保其代理人能够接触到领土范围内的每一个人和每一项财产。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夺取（征用）所有现存的私人道路，然后利用税收收入修建更多的“公共”道路、场所、公园与土地，直至每个人的私人财产都与公共土地或道路相邻或被其环绕。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道路的存在表明自然自由市场秩序存在缺陷——他们声称，自由市场“供给不足”道路这类所谓的“公共物品”，而税收资助的公共道路能够弥补这一缺陷，通过促进跨区域流动与贸易、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整体经济效率。显然，这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观点。¹¹
¹¹ 关于公共物品理论的谬误，参见默里·N·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阿拉巴马州奥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1993年），第883-890页；霍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理论》，第10章；关于道路的具体论述，参见沃尔特·布洛克，《公共物品与外部性：道路的案例》，《自由意志主义研究期刊》1983年第7卷第1期。
自由市场并非不生产道路，只是生产的数量与类型可能与国家体制下不同。从自然秩序的视角来看，国家体制下道路的“过度生产”并非进步，而是一种“生产过剩”或更准确地说“不当生产”。公共道路绝非无害的跨区域交换促进者，其首要功能是为国家的征税与控制提供便利——在公共道路上，政府的税务人员、警察与军队可以直接抵达每个人的家门口。¹²
¹² 即便是古罗马著名的道路系统，通常也被视为一种“灾难”而非优势，因为这些道路本质上是军事通道，而非贸易路线。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世界历史分析、政治学》（斯图加特：克勒纳出版社，1964年），第4页。
此外，公共道路与土地还会扭曲并人为打破自然秩序中固有的空间聚合与分离模式。如前所述，人类既有相互亲近、包容的理由，也有保持物理距离、相互分离的需求。国家体制下道路的过度生产，一方面使得不同社区被迫比其意愿中更为接近（基于显示偏好原则）；另一方面，也导致原本完整的社区被公共道路分割。¹³
¹³ 相关论述参见爱德华·班菲尔德，《重访不神圣的城市》（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74年）。
进一步假设国家为民主制，我们可以做出更具体的预测。几乎从定义上来说，民主国家的领土涵盖多个族群文化异质的社区，而依赖定期民选的政府，必然会推行再分配政策。¹⁴ 在族群文化混合的领土内，这意味着政府会挑动不同种族、部落、语言或宗教群体相互对立，挑动同一群体内不同阶层（富人与穷人、资本家与工人等）相互对立，最终甚至挑动母亲与父亲、子女与父母相互对立。由此产生的收入与财富再分配复杂多样，既包括简单的群体间转移支付，也具有空间维度的特征——在空间关系领域，其表现为对私人财产所有者实施日益普遍的无差别“平权行动”政策。
¹⁴ 关于多民族国家中民主（多数统治）在实践中的不可能性，参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民族、国家与经济》（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3年）。
所有者有权禁止他人进入其财产，这是他们避免“损害”（即导致财产价值下降的事件）发生的手段。而民主国家通过源源不断的再分配立法，不仅无情地剥夺公民的所有武器，还剥夺了国内财产所有者的排斥权，从而剥夺了他们大部分的人身与财产保护。商店、酒店、餐厅等商业财产所有者不再能自由地根据自身意愿排斥或限制准入；雇主不再能自由地雇佣或解雇员工；在住房市场，房东不再能自由地拒绝不受欢迎的租户；此外，限制性契约也被迫接受违反其自身规则的成员与行为。简而言之，强制融合无处不在，使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变得日益粗野和令人不适。¹⁵
¹⁵ 相关论述参见默里·N·罗斯巴德，《马歇尔、公民权利与法院》，收录于小卢埃林·H·罗克韦尔主编，《无法抑制的罗斯巴德》（加利福尼亚州伯灵格姆：自由意志主义研究中心，2000年），第370-377页；迈克尔·莱文，《作为社会工程师的总统》，收录于约翰·V·登森主编，《重新评估总统制》（阿拉巴马州奥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2001年），第651-666页。
## 四、国家体制下的移民问题本质
在了解国家的国内政策背景后，我们可以回归国家体制下的移民问题。此时，国家准入的含义已十分明确：它不仅意味着集中化的准入决策，还意味着国家允许入境者通过公共道路与土地抵达每个国内居民的家门口，使用所有公共设施与服务（如医院、学校），并在众多反歧视法律的保护下，获得所有商业机构的准入、就业机会与住房——无论私人财产所有者是否愿意。¹⁶
¹⁶ 默里·N·罗斯巴德进一步阐释：“若一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都归个人、群体或企业所有，那么移民唯有获得邀请，才能租赁或购买财产、合法入境。一个完全私有化的国家，其‘封闭程度’完全取决于居民与财产所有者的意愿。显然，美国当前事实上的开放边境，本质上是中央政府（掌控所有街道与公共土地的机构）强制推行的开放，并未真正反映财产所有者的意愿。”《基于同意的国家：解构民族国家》，《自由意志主义研究期刊》1994年第11卷第2期，第7页。关于美国移民问题的相关研究，参见彼得·布里梅洛，《异族国家：美国移民灾难的常识》（纽约：兰登书屋，1995年）；乔治·J·博尔哈斯，《朋友还是陌生人：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90年）；同作者，《天堂之门：移民政策与美国经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
这一分析仍缺少一个关键要素：移民为何会成为国家的问题？谁会愿意从自然秩序迁移到国家体制下的区域？国家体制下的区域往往会流失居民，尤其是最具生产力的群体；它唯一的吸引力在于潜在的国家福利领取者——而他们的入境只会进一步加剧人口外流趋势。事实上，移民外流才是国家面临的问题：国家这一制度本身就是移民外流的根源，甚至是现代大规模移民的最重要（乃至唯一）根源——其影响比任何飓风、地震或洪水都更为深远，仅能与历次冰河时代对移民的影响相提并论。
这一分析中缺失的关键假设是：全球被众多国家分割（自然秩序已不复存在）。此时，当一个国家导致大规模移民外流时，另一个国家就会面临大规模移民涌入的问题；而大规模移民的总体流向，是从国家剥削（通过立法征用与征税）更为严重、财富水平相对较低的领土，流向国家剥削较轻、财富水平更高的领土。
如今，我们已然身处这样的现实：西欧、北美、澳大利亚等西方世界，正面临着来自全球其他地区的、由国家催生的大规模移民潮。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能做些什么？又正在做些什么？
出于纯粹的利己主义，国家不会采取“开放边境”政策——若完全开放，移民涌入的规模将迅速导致国内福利体系崩溃。但另一方面，西方福利国家每年仍允许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如美国超过一百万）未经邀请的外国人入境定居。此外，就合法移民（而非被容忍的非法移民）而言，西方福利国家采取了无差别的“平权行动”准入政策：设定移民总量上限，然后将配额分配给各个移民输出国或地区，完全不考虑这些来源地与本国的族群文化相似度，这进一步加剧了强制融合的问题。同时，它们通常还允许“不限数量”的“政治避难者”入境——这些人多为政府认可的“受害者群体”，而其他“政治不正确”的受害者则被排除在外。¹⁷
¹⁷ 通常情况下，一个被推翻的社会主义独裁者等“认证的政治大规模谋杀犯”，比他的真正受害者更容易获准进入西方国家。尽管“受害者”的定义会随政治风向变化，但西方避难政策中一个相对恒定的特征是优先接纳犹太移民，排斥非犹太人。例如，在美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是将前苏联的犹太人认定为“受害者”，而普通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则不被认可；德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允许所有希望入境的俄罗斯犹太人，却将其他俄罗斯人排除在“受害者”之外。结果，俄罗斯“犹太人”（其中三分之二完全依赖公共福利）对德国避难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要求德国政府（且成功获批）对申请者进行“犹太身份测试”——这一测试本质上与1934年纳粹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法》所采用的标准相同（只是目的相反），而该标准本身源于正统犹太教的官方（自我认可的）宗教规定。顺便一提，以色列自称为“犹太国家”，实际上禁止所有非犹太人移民（同时根据《回归法》，允许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入境并获得完整公民权）。以色列92%的土地为国有，由犹太民族基金会管理，根据其规定，除犹太人外，任何人都无权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经商，往往也无权工作；犹太人可向非犹太人出租财产，但非犹太人不得向犹太人出租财产。参见伊斯雷尔·沙哈克，《犹太历史、犹太宗教》（伦敦：冥王星出版社，1994年），尤其是第1章。
考虑到这一政策的不受欢迎程度，人们可能会疑惑其背后的动机。但基于国家的本质，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如前所述，国家也是国内强制融合的推动者：强制融合是打破所有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社会机构与层级（如家庭、宗族、部落、社区、教会）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的手段。通过强制融合，个体被孤立（原子化），其反抗国家的力量被削弱。¹⁸ 在国家的“逻辑”中，大量外国移民的涌入（尤其是来自遥远陌生地区的移民），被认为会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而当前正是推行这一政策的绝佳时机：随着国家及国家主义固有的集权化倾向，尤其是当前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推动，西方世界——更准确地说，掌控美国及西欧国家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精英——致力于建立超国家组织（如欧盟），并最终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国家、地区或社区归属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大量未经邀请的外国人涌入，以及政府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被认为能够进一步削弱并最终摧毁国家、地区与社区认同，从而推动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及“新型世界公民”的诞生。¹⁹
¹⁸ 相关论述参见罗伯特·A·尼斯贝特，《社区与权力》（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同作者，《保守主义》（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6年）。
¹⁹ 关于新保守主义世界观的概述，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纽约：埃文图书出版社，1993年）；关于对新保守主义及其议程的批判性评估，参见保罗·戈特弗里德，《保守主义运动》（纽约：特韦恩出版社，1993年）；同作者，《自由主义之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关于大规模移民与西方福利国家的精彩文学描写，参见让·拉斯帕伊，《圣徒营地》（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1975年）。
要破坏国家的这些图谋，重新获得免受国内外侵犯的安全与保护，我们能做些什么？首先，我们来分析《华尔街日报》编辑、卡托研究所、经济教育基金会及各类左翼自由意志主义者提出的“开放边境”或“无边境”政策提案——并非因为该提案有任何可取之处，而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阐明问题的本质及解决方向。
在当前世界推行开放边境政策的后果不难预测：例如，若瑞士、奥地利、德国或意大利允许所有抵达边境并要求入境的人自由入境，这些国家将迅速被数百万来自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印度、尼日利亚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涌入。正如更具洞察力的开放边境支持者所意识到的，国内福利体系将因此崩溃。²⁰ 这本身并非值得担忧的问题——要重新实现对人身与财产的有效保护，福利国家无疑必须被废除。但开放边境论点存在一个巨大的跳跃（或漏洞）：它假设福利国家崩溃后，一种新的自然秩序将以某种方式自动出现。
²⁰ 例如，参见沃尔特·布洛克，《自由意志主义支持自由移民的理由》，《自由意志主义研究期刊》1998年第13卷第2期。
这一推理的第一个错误显而易见：当福利国家因自身重量崩溃时，导致崩溃的大量移民依然存在。他们不会奇迹般地变成瑞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或伦巴第人，而仍将是祖鲁人、印度教徒、伊博人、阿尔巴尼亚人或孟加拉国人。小规模移民可能实现同化，但大规模移民完全不可能——移民只会将自身的族群文化移植到新的领土上。因此，当福利国家崩溃后，瑞士、奥地利、意大利各地将遍布无数“小型”（或并非小型）的加尔各答、达卡、拉各斯与地拉那。认为这种混合能催生出自然秩序，是一种惊人的社会学天真。基于所有此类多元文化的历史经验，我们完全可以预测，其结果必然是内战：大规模的掠夺与擅自占地行为将导致资本大量消耗，我们所熟知的文明将从瑞士、奥地利与意大利消失；此外，本土人口将迅速被“访客”超越，最终在物理上被取代——瑞士与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依然存在，但瑞士人与奥地利人将不复存在。²¹
²¹ 彼得·布里梅洛在《异族国家》第124-127页提供了近期证据，证明没有任何多元文化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能够长期和平存续。从当前回溯，相关案例包括：1952年起被埃塞俄比亚统治的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独立；1918年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于1993年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族群国家；1917年成立的苏联，于1991年分裂为多个族群国家，其中许多国家仍面临进一步的族群分裂威胁；1918年成立的南斯拉夫，于1991年分裂为多个族群国家，进一步分裂仍在进行中；1920年成立的黎巴嫩，自1975年起（在叙利亚控制下）实际上已分裂为基督教与穆斯林区域；1960年独立的塞浦路斯，于1974年实际上分裂为希腊族与土耳其族领土；1947年独立的巴基斯坦，1971年族群迥异的孟加拉国独立；1963年独立的马来西亚，1965年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被驱逐。类似的未解决案例还有很多：印度与锡克教徒、克什米尔人；斯里兰卡与泰米尔人；土耳其、伊拉克、伊朗与库尔德人；苏丹、乍得的阿拉伯人与黑人；尼日利亚与伊博人；北爱尔兰的新教教徒与天主教徒；比利时的弗拉芒人与瓦隆人；意大利的德语区南蒂罗尔人；加拿大的法语区与英语区；津巴布韦、南非的黑人与白人。那么，由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与罗曼什人组成的瑞士，是否是一个例外？几乎不是。瑞士的所有核心权力（尤其是决定教育与文化事务的权力）都集中在州政府而非中央政府手中，且26个州与半州中几乎所有都具有族群文化同质性——17个州以德语为主，4个州以法语为主，1个州以意大利语为主，仅3个州为双语州。瑞士的族群文化平衡本质上保持稳定，跨文化、跨州移民数量有限。即便在这些有利条件下，瑞士也曾在1847年经历过一次失败的、遭到暴力镇压的分离战争（森德崩德战争）；此外，1979年从以德语为主的伯尔尼州分裂出法语区新州汝拉州之前，也曾经历多年的恐怖主义活动。
然而，开放边境提案的错误不止于其可怕的后果——其根本错误在于道德层面的假设：认为外国人“有权”或“有资格”移民。事实上，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权利。
外国人有权进入瑞士、奥地利或意大利的唯一前提是，这些地方是无人居住（无主）的领土。但这些地方早已被拥有所有权，任何人都无权在未经所有者邀请的情况下进入他人的领土。一些开放边境支持者声称，外国人虽无权未经允许进入私人财产，但可以进入公共财产——在他们看来，公共财产类似于无主财产，因此对所有国内公民与外国人“开放”。²² 但这种将公共财产与无主资源等同的类比是错误的：无主资源（开放边境）与公共财产存在本质区别。公共财产是国家政府通过立法征用和/或税收，从原本的私人财产中没收而来的。尽管国家不承认任何私人所有者，但政府控制的所有公共财产，实际上都是由国内纳税人出资创造的。奥地利人、瑞士人、意大利人根据各自缴纳的税额，为国内的公共财产提供了资金，因此他们才是这些财产的合法所有者；而外国人并未承担国内的税收与征用，因此无权对奥地利、瑞士或意大利的公共财产提出任何主张。
²² 例如，参见布洛克，《自由意志主义支持自由移民的理由》。
承认公共财产本质上是被征用的私人财产，这不仅足以从道德层面驳斥开放边境提案（因其是一种道德冒犯），也同样足以反对西方福利国家当前实行的半开放“平权行动”移民政策。
迄今为止，移民政策辩论过多地聚焦于结果主义（功利主义）论据：现状辩护者认为，大多数移民会工作并创造生产力，因此移民有助于提高国内生活水平；批评者则认为，现有的国家福利制度正日益吸引福利移民，并警告称，当前政策与开放边境政策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需要数十年才会导致类似的灾难性后果，而后者仅需数年。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反对当前移民政策的根本原因，与移民是否会导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类似统计指标）上升或下降无关，而关乎正义——即对错之分。
可以理解的是，民主福利国家试图掩盖公共财产的来源（即征用行为），但它们也承认公共财产“在某种程度上”是公民的财产，而自己是公民公共财产的受托人。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正是源于其声称要保护公民及其财产免受国内外入侵者、闯入者与非法侵入者的侵害。就外国人而言，这意味着国家应扮演私人封闭式社区守门人的角色：检查每位新来者是否持有邀请，并监控其前往最终目的地的行程。一旦公众明确意识到，政府实际上容忍甚至推动大量显然不被国内居民欢迎或邀请的外国人闯入与入侵，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威胁，并面临足够压力，被迫采取更具限制性和歧视性的准入政策。²³
²³ 与许多左翼自由意志主义开放边境支持者的观点相反，不能仅凭移民找到愿意雇佣他的人，就推断其在某一领土的存在必然是“受邀的”。严格来说，只有当雇主承担了移民入境相关的全部成本时，这一结论才成立——这种情况出现在备受诟病的、由所有者拥有和运营的“工厂镇”模式中。在这种模式下，移民的就业成本、住房成本、医疗成本及所有其他相关便利设施的成本，均由所有者承担，移民工人的定居不涉及任何其他人的财产。瑞士的移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且越来越多地）体现了这种移民“全额成本原则”：瑞士的移民事务由地方政府而非联邦政府决定，由移民希望定居的当地所有者-居民社区投票决定。这些所有者关心的是，移民的存在是否会提高而非降低其财产价值。在瑞士这样具有吸引力的地方，这通常意味着移民（或其雇主）需要通过“购买”方式进入社区，这往往需要数百万美元的捐赠。
不幸的是，福利国家的运作模式既不同于工厂镇，也不同于瑞士的社区。在福利国家体制下，雇佣移民的雇主只需支付移民相关的一小部分成本，便可将大部分成本社会化（外部化）给其他财产所有者。移民获得工作许可后，可免费使用所有公共设施（道路、公园、医院、学校），且房东、商人或私人协会不得在住房、就业、住宿与结社方面歧视他们。也就是说，移民的“邀请”附带了大量额外福利，这些福利并非（或仅部分）由所谓的“邀请者”（移民雇主）支付，而是由其他作为纳税人的国内财产所有者支付——他们在邀请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邀请”，而是一种强制强加的负担——就像邀请移民工人翻新自己的房子，却让他们吃别人家冰箱里的食物。因此，由于雇佣移民的成本被降低，雇主资助的移民数量会远超原本的水平；此外，移民的构成也会发生变化——瑞士社区会选择富裕、高价值生产力的移民（其存在能全面提升社区财产价值），而民主福利国家体制下的雇主，在国家法律允许将雇佣成本外部化的情况下，倾向于引入越来越廉价、低技能、低价值生产力的移民，完全不顾及其对社区整体财产价值的影响。
左翼自由意志主义开放边境立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只能从心理层面理解。其中一个根源在于许多左翼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兰德式成长背景：大商人-企业家被描绘成“英雄”，根据艾茵·兰德的一句颇为荒谬的言论，他们被视为福利国家“受迫害最严重的少数群体”。在这种观点下（且不受任何历史知识或经验的影响），商人雇佣移民工人有什么可能的问题呢？事实上，正如所有历史学家所知，大商人是侵犯私人财产权与市场法则的最大罪人之一——他们与中央国家结成邪恶联盟，获得了以他人成本进口移民工人的特权（就像他们获得了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本的特权，且当这些投资失败时，由纳税人与军队救助）。
当代左翼自由意志主义者热衷于开放边境的第二个动机是其平等主义倾向。他们年轻时被自由意志主义的“反威权主义”（不信任任何权威）和表面上的“宽容”（尤其是对“另类”——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宽容）所吸引，但成年后仍停留在这一心理发展阶段。他们对各种形式的歧视表现出特殊的“敏感”，并不惜利用中央国家的权力，将无歧视或“公民权利”法规强加于社会。因此，通过禁止其他财产所有者根据自身意愿进行歧视，他们得以不劳而获：可以沉迷于自己的“另类”生活方式，而无需支付此类行为的“正常”代价——即被歧视与排斥。为使这一行为合法化，他们坚称所有生活方式都是平等且可接受的，这一观点首先导致多元文化主义，进而引发文化相对主义，最终走向“开放边境”。相关进一步论述参见霍普，《民主：失败的上帝》，尤其是第10章。
但这仅仅是开始：即便公众舆论促使国家采取更符合民众意愿与正义的移民立场，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与国家作为领土立法与征税垄断者的利益是不相容的，且处于永久冲突之中。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存在：它声称保护财产，却通过立法与征税剥夺被保护者的财产。可以预见，国家会热衷于最大化税收收入与权力（扩大对私人财产权的立法干预范围），而除了保护自身之外，对其他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我们在移民领域看到的，只是这一普遍问题的一个方面。国家本应保护公民免受国内侵犯，却实际上解除了公民的武装，将其包围，对其征税，并剥夺其排斥权，使他们孤立无援。
因此，移民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是国家与公共财产制度固有的普遍问题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分离实现向自然秩序的回归。要重新获得免受国内外侵犯的安全与保护，中央民族国家必须被分解为其组成部分。奥地利与意大利的中央国家并不拥有本国的公共财产，而只是公民公共财产的受托人，但它们并未履行保护公民及其财产的职责。因此，正如奥地利人与意大利人（而非外国人）是奥地利与意大利的所有者一样，依此类推，克恩顿州人与伦巴第人（根据个人纳税额）拥有克恩顿州与伦巴第，贝尔加莫人拥有贝尔加莫——而非维也纳与罗马政府。
第一步关键行动是：各个省、地区、城市、城镇与村庄必须宣布脱离罗马、维也纳、柏林、巴黎，宣告自身为“自由领土”。尽管中央国家会竭力阻挠，但在欧洲各地的许多地区、城市与村庄，强烈的地方归属感依然存在。迈出这一步的关键，是激发这些地方情感。每一次区域分离，都会削弱中央国家的权力：使其失去更多公共财产，其代理人的活动范围日益受限，其法律适用的领土范围不断缩小，直至最终消亡。
然而，仅有“政治分离”是不够的，还必须实现财产私有化。毕竟，省级与地方政治机构（政府）对省级财产的所有权，并不比中央政府对国家财产的所有权更具合法性。分离进程必须进一步推进：省级或社区公共财产（道路、公园、政府建筑、学校、法院等）必须归还给其真正的私人所有者及所有者协会。谁应拥有省级或社区财产的份额？原则上，每个人根据其（强制性）对该财产的贡献份额来拥有！对于地方政府以“征用权”为由没收的私人财产，应直接归还给原所有者；至于其余（大部分）公共财产，应根据社区成员的个人纳税额，向其分配可交易的财产份额——每一条公共道路、每一座公园、每一所学校等，都是由纳税人出资建设的，因此地方纳税人应根据其纳税额获得相应的地方公共财产份额。²⁴ 这意味着两点：第一，部分居民缴纳的税款多于他人，因此自然且公正地，他们应获得更多份额；第二，部分居民将被完全排除在公共财产份额分配之外——例如，福利领取者（他们未缴纳税款，而是依靠他人税款生活，因此无权主张公共财产所有权份额），以及所有政府官员与公务员（他们的税后净工资来自他人缴纳的税款，与福利领取者一样，属于纳税人而非纳税者，因此也无权主张社区财产所有权）。²⁵
²⁴ 需强调的是，分配的财产份额必须具有可交易性，才能构成真正的私人财产。一方面，份额的可交易性使人们能够兑现（出售）其财产——并非所有人都有耐心且愿意承担资本品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也使有足够耐心且愿意承担相关（盈亏）风险的资本家-企业家能够购买这些份额并将其投入生产性使用。
²⁵ 诚然，这一私有化策略会面临诸多复杂问题。例如，要确定个人在当前由联邦、地区与地方政府拥有的建筑与设施中的所有权份额，个人必须提供过去缴纳联邦、地区与地方税款的证明，且在每种情况下，都必须从缴纳的税款中扣除过去领取的福利金额，以得出净纳税额。在完全私有化的市场社会中，这类问题的详细解决方案通常由私人会计师、律师与仲裁机构承担，费用由个人申请人直接或间接（通过胜诉费）支付。
当中央国家消亡，公共财产私有化完成后，私人财产所固有的、对人身安全与保护至关重要的排斥权，将重新回到众多独立的私人决策单位手中。移民将再次成为微观层面的现象，不再是社会“问题”。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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